1956年6月下旬的东湖夜风带着水汽晟红网，毛泽东披着灰呢中山装站在湖边。湖北省委一位年轻干部梅白赶到报告：“武汉大学李达校长马上到。”这一幕，日后成了两位湖湘宿友再度交集的新起点。
时间往前推三十年。1920年代，李达与毛泽东在上海倡办《新青年》附刊时同住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。李达钻理论，毛泽东跑工厂、写传单。两人脾气截然不同，却互认兄弟。李达叫毛泽东“润之”，毛泽东反称李达“鹤鸣兄”。称呼沿用一生，不带职务味。
大革命失败后，毛泽东上了井冈山，李达转身办学著书。有人说李达“离队”，毛泽东却始终替老友说话：“党需要他的笔。”这种体谅，为1949年的香山之会埋下伏笔。
1949年5月18日傍晚，北京城刚点起路灯，李达乘吉普车颠簸两个多小时抵香山。毛泽东在草木掩映的门口伸手：“鹤鸣兄，可算见面了。”一句寒暄，把二十多年的战火风尘扫到一边。当晚，毛泽东让李达睡自己的木板床，自己抱卷文件伏案到天明。第二天，身边卫士发现主席仍穿昨日衣裳，只揉了揉酸胀的眼。香山那夜，李达详细汇报湖南尚未解放地区的社情，多年未见的战友一边听一边写。
同年9月，李达以社会科学界代表身份出席政协会议。会后，他在中南海菊香书屋提出“重新入党”请求。毛泽东当场点头晟红网，请刘少奇做介绍人，李维汉作见证，“入党手续就地办”。对一个曾经离队的人，这样的安排可谓破例。
毛泽东原想把李达留在北京搞高等教育规划，李达却秉性难改，执意回湘。1950年春，他赴长沙，出任新湖南大学校长。校门口那块“爱晚亭石刻”正是李达亲自圈定的位置。遗憾的是，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，湖南大学撤并，李达被调到武汉大学。
时间回到东湖。毛泽东要在湖北住十来天，处理文件之余，每晚都叫李达过来聊天。两位老兄弟从《资本论》谈到稻田施肥量，有时一支香烟还没抽完便冒出一句争得面红耳赤的结论。梅白在旁听，常暗暗担心：气氛是不是太冲了？
1958年4月，毛泽东再到武汉，这回身边多了古巴来访的卡斯特罗。会谈一结束，他又把李达叫到东湖宾馆。李达一进门便抛出武汉大学学生写在调查报告里的口号：“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高产。”他劈头质问：“润之，这口号行不行？”
毛泽东示意写下来，略一扫视，说：“它体现群众干劲。”李达摆手，语速很快：“干劲重要，可自然条件摆那儿。咱不能把定额当弹簧，想拉多长拉多长。”毛泽东放下纸，声音也抬高：“肯定真阳，否定又怎样？浙江人多地少还能交余粮，新疆草场成片却要供应，这不就是主观能动性？”
李达憋不住，“啪”地一拍茶几：“你脑子发热，烧到三十九度了！再烧下去，可不是玩笑。”这一句成为后来无数回忆录中最爆炸的细节。梅白见势不妙，忙对卫士打手势。茶点上来，李达却拂袖：“我不吃。”毛泽东摆手：“送老校长回去。”
夜色深沉，东湖堤岸只剩虫鸣。毛泽东背手踱步，对卫士李银桥淡淡一句：“他说得逆耳，但有道理，改天还要谈。”另一边的吉普车里，李达捂着帽檐，叹口气：“我态度急了，你替我捎句歉。”
两人隔天照旧碰面。没有火药味，也没有寒暄，开口仍旧是“鹤鸣兄”“润之”。有人好奇为何翻脸又和好，梅白解释：“他们吵的是数字与规律，不是面子。”
1966年李达病逝消息传到中南海，毛泽东沉默许久，只吩咐：治丧规格从优，挽联写上“久经风雨，终成硕学”。好友相争，争的是学理；兄弟相惜，惜的是初心。毛泽东后来再回东湖，站在当年那处湖岸，指着水面说了一句：“那年那晚，火气挺高，却让人清醒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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